書畫家的字號、籍貫和生卒時間
掌握書畫家的字號、籍貫和生卒時間,對于書畫的鑒定工作很有幫助。這些問題往往被某些作偽者忽略,假如我們比較熟悉的話,那么,就能夠比較容易地看出問題。例如:明代沈度《梅花百詠》冊,《石渠寶笈》卷三之十六著錄,款云"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,沈度書于春草堂。"考沈度元代至正十七年丁酉生,明代宣德九年甲寅卒,78歲。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45年了,所以這件字冊不用看實物也能肯定是偽品。又如:明代姚綬癸《三清圖》軸,清代方濬頤《夢園書畫錄》卷八之十五著錄,款云"三清圖,永樂五年歲在丁亥秋日寫,云東逸史公綬"??家R永樂二十一年癸卯生,弘治八年乙卯卒,73歲。永樂五年姚綬尚未出生,所以,可以肯定這件東西也是偽品。正因為書畫家的生卒時間對書畫的鑒定有直接關(guān)系,所以就盡可能多掌握它。
關(guān)于石濤的生卒時間,過去一直有不同的說法,傅抱石《石濤上人年譜》和郭味渠《宋元明清書畫家生卒年表》均記載為:生于明代崇禎三年庚午,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歲尚在。廣東省博物館藏的石濤《山水》冊上石濤自題七絕云:"諸方乞食苦瓜僧,戒行全無趨小乘,五十孤行成往,一身禪病冷如冰。庚午長安寫此。"上海博物館藏的石濤 《六十自濤詩》云:"庚辰除夜抱疴,觸之忽慟慟,非一日語可盡生平之感者,父母今生此軀,今周花甲……"后接七言詩,其中有"……白頭懵懂話難前,花甲之年謝上天……。"我們根據(jù)這兩件作品,都可以推算出石濤生于明代崇禎十四年辛巳(1641),這兩件作品都是石濤五六十歲時所作,取的是整數(shù),按一般寫文章的習(xí)慣是可多可少的。近看到石濤《花卉》冊十開一本,其中畫蘭花的一開自題詩云:"十四寫蘭五十六,至今與爾爭魚目,始信名高筆未高,悔不從前多食肉。"又畫芍藥的一頁末識云:"丁秋十月拈格齋先生句作畫"。按"丁秋"即"丁丑",即康熙三十六年(1697),上推56年則為崇禎十五年壬午(1642),這才是石濤的確實可靠的出生日期。
文史知識
歷代帝王年號、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識,對于書畫的正確鑒定,往往起著相當(dāng)重要的作用。
歷代帝王的年號在開始或終結(jié)時,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,而是相互交叉的。某個皇帝死了,又換了個新皇帝,有的就改了元,即換了年號,也有些當(dāng)年并沒有改元,依然沿用舊的年號。例如: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,是萬歷四十八年(1620)七月死的,八月朱常洛(光宗)做了皇帝,改元泰昌,僅一個月就死了,九月朱由校(熹宗)做了皇帝后就沒有改元,直到下一年(1621)才改元為天啟。我們從某些書籍上看,萬歷只有47年,泰昌僅有一個月也被算成一年。又如:朱由檢(毅宗)是崇禎十七年(1644)三月死的,但有的書籍上把這一年算作清代順治元年。
我們在書畫的落款上,如果看到寫為萬歷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,均是符合邏輯的,如果寫為萬歷四十八年臘月,則不符合邏輯,是有問題的。如果落泰昌年號的款,寫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,也可以肯定是有問題的。崇禎年號的書畫款,如果寫為崇禎十七年春日,同樣是符合邏輯的,例如:楊鉉《臨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》卷的款寫為:"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,時崇禎十七年春月也。"這是無可懷疑的。有些人如果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,以為崇禎只有16年,就可能將這件作品否定了。
從繪畫材料上鑒定書畫真?zhèn)?br />
2003年10月5日下午,我應(yīng)海南收藏家協(xié)會何翔先生之約做現(xiàn)場書畫鑒定。當(dāng)場有一位收藏家拿著三幅古畫求鑒,一副為清林舒的《山水圖》,另幅為日本畫《花鳥圖,第三幅是清方琮的《山水圖》條幅,長約四尺,寬約1尺2寸,絹本,淺設(shè)色。本畫所用材料為粗絹,裝裱材料為清末民初所用粗制花綾。山水風(fēng)格有唐伯虎格調(diào),但屬筆觸較之粗獷的大斧劈皴。畫之上端留空也較大左下角有小楷書“臣,方琮恭繪”,數(shù)字,后鈐小印兩方。初視之,印象不真。
平時積累方蹤的繪畫印象是屬內(nèi)廷供奉的正統(tǒng)畫派畫家,大約與董邦達、張宗蒼山水類似。據(jù)《熙朝名畫錄》載:“方琮,字黃山,為乾隆朝供奉內(nèi)廷。畫學(xué)黃公望,其畫曾蒙御題”并言其“畫學(xué)張宗蒼,深得其傳?!痹摦嬕源蟾?,目的是使鑒者無從對照原跡為其作偽本意。鑒定這幅畫除了畫風(fēng)與張氏畫風(fēng)毫無相干且屬傳統(tǒng)內(nèi)廷畫派之外,更主要的破綻是所用材料的問題。
有一種復(fù)舊方法能使兩幅作品幾乎完全相同,這就是揭裱舊字畫。自明朝以來,書畫常用的質(zhì)料是宣紙,宣紙經(jīng)特殊工藝制成,與紙不同。如果宣紙在制作時一次成形,其厚薄多不均勻,因此必先作極薄的一層,根據(jù)其價格宣紙可以加層。一般普通的宣紙也有二三層,厚的有四五層之多。因此,一張宣紙也可以再分揭為數(shù)張。這樣,書畫原作一經(jīng)商人之手,必設(shè)法揭出若干層。由于宣紙用墨極易渲染,幾乎每層都可以浸透畫家的筆墨,但揭層越多,筆墨越淡,每層的原作也比較淡,作偽者便再用宣紙裱數(shù)層,墨跡輕淡之處再照樣添補,新墨如很明顯,再用熏舊之法使其變舊變暗,真?zhèn)伪汶y以分辨。不知此情的人在將古舊書畫或名人書畫送給裱工裝裱時,上一層筆墨俱佳者往往被他們揭去,被騙后也不知所以。
從顏色上講,明末清初出現(xiàn)的泥金紙為赤黃色,到清代后期,泥金紙變成了淡黃色。
清康熙至嘉慶,出現(xiàn)了一種粉箋和蠟箋紙,劉墉、黃易、梁同書等人常用,清末吳大溦則用日本紙作畫。
此外,紙還有大小尺寸的不同和新舊之別。一般講,早期的紙,尺寸較小,后期的紙尺寸越來越寬
對紙的質(zhì)料,紙的型制,還有絹和綾的各個時代特征要熟悉。
例如,清康熙、乾隆以來流行彩色粉箋、蠟箋紙,上面還描上金、銀花紋,只能寫字,不宜繪畫。
還有明末天啟、崇禎或稍后一段時間,流行一種素綾,在書畫上常用,尤其書法條幅用得多,到晚清時還有人使用。
對這些特殊的現(xiàn)象也要全面了解。關(guān)于紙、絹及綾,有作偽者常將紙、絹作舊見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