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年，徐小虎在上海博物館開會時，看到前來參加的評論者，她愣住了，問身邊的老學(xué)弟：“看看他們，好像都比我們年輕，是嗎？”學(xué)弟回答：“那當然了！”“可是，我清楚記得上次開會的時候，站在臺上的老師都比我們老很多啊！”她突然意識到，自己因為被禁言，已錯過整整一代學(xué)者，成了全場“老的人”。
也是在這一年，身處爭議漩渦幾十年的徐小虎去尼泊爾的深山里修行，除了參加活動，很少離開這里。
《被遺忘的真跡》出版至今已有5年，豆瓣評分8.6。在讀者的評論中，有人贊同徐小虎敢鉆研敢發(fā)聲的態(tài)度，有人欣賞她為“中國畫辨?zhèn)螌W(xué)”作出的努力，也有人認為她用西方學(xué)到的鑒賞方法來給畫作斷代是一種中國藝術(shù)史缺的“”。
今年9月，徐小虎的新書《南畫的形成：中國文人畫東傳日本初期研究》再次由理想國出版。她也因此走出尼泊爾的深山，再度來到北京。
在一系列的新書活動中，徐小虎習(xí)慣用“小虎”稱呼自己，每當說到一個有意思的結(jié)論，她就會忍不住開心地笑起來。參加活動的年輕人紛紛用“可愛”來形容她，而她本人也在做一件更可愛的事——她期待建立一部“沒有大師的中國書畫史”，在這部歷史中，書畫不分大師還是無名氏，只論創(chuàng)作年代和藝術(shù)價值。
“這是一項民族的工程。”原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、古代書畫楊新說。

傅熹年，中國工程院院士，建筑歷史學(xué)家，中國建筑技術(shù)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建筑師。
他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建筑史研究，研究中國古代城市和宮殿、壇廟等大建筑群的規(guī)劃、布局手法及建筑物的設(shè)計規(guī)律。此外也長于中國古代書畫史研究，在《中國古代書畫目錄》中對大量藏品簽署了鑒定意見。更對中國國內(nèi)、國外所藏若干重要古代名畫進行考辨研究，撰有研究論文十余篇，編有《傅熹年書畫鑒定集》，及《中國美術(shù)全集·繪畫編》中的《兩宋繪畫·上、下》、《元代繪畫》等。

2018年從日本私人藏家手中動員回來了蘇東坡真跡《枯木怪石圖》和趙孟頫的兩通書札，三件文物共開價1.5億元。傅熹年參與了鑒定，認定其為真品，建議國家收購，但國家文物部門卻表示沒有這么多的經(jīng)費。終，《枯木怪石圖》在佳士得拍賣行以4.1億港元被一位“神秘買家”買走，趙孟頫書札也拍出天價，買家身份同樣沒對外透露。
遇到這些事，傅熹年總是很無奈，他覺得這些東西該公家收藏的。就像他的主業(yè)本來是中國古代建筑史，在一生中卻總是被一次次的運動打斷，后期又被書畫這個業(yè)余愛好“喧賓奪主”。
認識七十年了，他的清華同窗王世仁覺得他始終正派，不管是被打成右派時還是后來當了中國工程院院士，始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。
不過，傅熹年對一些事很不在意，但對另一些事又很在意。如說起梁啟超題贈給赴美留學(xué)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宋《營造法式》、梁思成畫的建筑圖手稿清華建筑系都沒有出錢收購，他冷靜的語調(diào)少見地變成了義憤填膺，為恩師梁思成如今所受到的這種“待遇”而憤憤不平。
師姐王其明覺得，傅熹年的“本行”雖是建筑，但對書畫、古籍等精研很深，這有家庭的影響，也與他曾直接受教于“北梁（梁思成）南劉（劉敦楨）”有關(guān)，因此他能成為中國古典文化的通才。

年輕的傅熹年喜歡聽他們高談闊論，大家見他后生可教，有時也特地點撥他一二。張珩告訴他，要想了解中國古書畫，看兩本書就夠了，一本是日本人1937年出的《支那名畫寶鑒》，一本是商務(wù)印書館1936年出的《參加倫敦中國藝術(shù)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》（書畫冊）。張珩要他把厚厚的硬皮精裝書《支那名畫寶鑒》拿來，對照著書一幅畫一幅畫地為他講解，這回說不完下回繼續(xù)，他邊聽邊拿鉛筆在書上做記號。其中就畫一個圈，特別好的畫兩個圈。如宋代崔白的花鳥畫名作《雙喜圖》，旁邊用鉛筆注明“真跡”，還有一個“故”字，意為故宮藏。傅熹年到現(xiàn)在還保留著這兩本書。
傅熹年說，前人看書畫有所謂“望氣派”之說，鑒定書畫的關(guān)鍵在于見識真跡。那時，他得到了一個極其難得的機會。
1952年后，國家收購和個人捐獻的大量書畫古籍都集中到文物局（后來全部交給了故宮書畫館），有時會有領(lǐng)導(dǎo)和來參觀。每逢有這樣的好事，長輩們都不忘叫上他。
“人家當然不能為我開放，但是有領(lǐng)導(dǎo)來的時候，你在旁邊遠遠瞧著點，他看完了你過來探探頭，這還是可以的。”參觀時，還能聆聽到張珩、徐邦達等的現(xiàn)場講解。
就這樣，傅熹年看了大量名畫真跡，《千里江山圖》《清明上河圖》《韓熙載夜宴圖》等如今如雷貫耳的“大IP”，他當時都見過了。

王其明覺得傅熹年很有鉆勁兒。他是紅綠色弱，考清華建筑系前就有意識地做“預(yù)習(xí)”，畫畫知道自己哪個顏色不準，就注意調(diào)整。她覺得，傅熹年被劃右派受打擊很大，但對他來說也算一個很特殊的成長環(huán)境，還收獲了知心的愛人。他劃右派后，要跟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女友分手，女友卻堅決不改志向，他也毫不動搖，兩個人是等他摘了帽子后才結(jié)婚的。
除了畫圖，傅熹年的文史綜合能力也有了用武之地。在協(xié)助劉敦楨編寫《中國古代建筑史》時，他開始用研究古建筑的手法來考察一些重要古代名畫。

宋以前建筑實物，尤其是住宅全都滅失了，目前所見早的古代住宅是明前期的，再早就只能求諸文獻、繪畫等，其中繪畫是形象資料，尤其重要。現(xiàn)存宋元繪畫中保存住宅資料豐富的是張擇端的《清明上河圖》和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圖》。《清明上河圖》所畫的是北宋汴梁城鄉(xiāng)建筑，以店鋪為主，兼有一部分住宅。畫中對建筑物的構(gòu)造、裝修細部都有精細的描繪，但因為畫面取景較近，在表現(xiàn)建筑全景方面就難以兼顧?！肚Ю锝綀D》則能加以補充，它是宋畫中表現(xiàn)住宅和村落全景多的一幅。

封建王朝對住宅有嚴格的等級規(guī)定，傅熹年將這些規(guī)定與《清明上河圖》《千里江山圖》中所畫的建筑加以比較，發(fā)現(xiàn)大都是吻合的。那些簡單的小房子和孤立的工字形屋子可能是農(nóng)民的住宅，面闊三件、歇山屋頂?shù)目赡苁枪倭抛≌?，沒有三間大門和歇山屋頂?shù)拇笳觿t可能是沒有官職的大地主豪商的住宅或別墅。
傅熹年將這些研究成果用于建筑史中，得到劉敦楨的贊許，他順便撰寫的《王希孟<千里江山圖>中的北宋建筑》等論文也陸續(xù)發(fā)表。
傅熹年作品：元大都大內(nèi)宮殿延春閣復(fù)原圖。
“精神會餐”
每次一有運動，跟“封資修黑貨”打交道的建筑歷史室都是首當其沖，右派傅熹年更是在劫難逃。
“文革”開始后，傅家被抄，全家人掃地出門，擠住在大覺胡同一個大雜院中。傅熹年在建筑科學(xué)院做了三年水暖維修工，平日逐戶維修，冬天燒采暖鍋爐。院里的人想要暖和一些，他就把火燒得旺旺的。

鑒定全國公藏古代書畫
后，傅熹年結(jié)束了多年的漂泊生涯，得以回歸，右派問題也在1979年“改正”。但是，他仍然不能心無旁騖地搞，因為，80年代，他又“跨界”成為了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成員。
全國古代書畫鑒定工作早開始于60年代初。在周恩來的指示下，文化部文物局組成了鑒定小組，張珩為組長。張珩于1963年病逝，不久“文革”開始，這項工作就完全停頓了，直到1983年，才在谷牧的批示下重啟。當時決定，由中宣部下發(fā)文件，將鑒定全國公藏古代書畫作為一項國家任務(wù)下達。
1983年8月，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正式在北京成立，上海博物館顧問謝稚柳和北京師范大學(xué)教授啟功任組長，謝辰生代表文化部文物局負責協(xié)調(diào)工作，組員有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徐邦達、遼寧省博物館副館長楊仁愷、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劉九庵，以及當時在中國建筑技術(shù)發(fā)展中心建筑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的傅熹年。
傅熹年是在啟功、徐邦達和謝辰生的聯(lián)合推薦下進入這個組的，全組七個人中，六人都是七十往上的老，只有他是50歲的“小字輩”。

這是他次目睹此畫實物。他注意到，位于畫幅右上方的款識“吳興趙孟頫”筆法滯澀，且從構(gòu)圖上看畫幅右方頗顯局促，因而認為畫作并非趙孟頫作品，而是經(jīng)過了剪裁，作者原款被裁去，“趙孟頫”的名字是后來添加的。
因為全國需鑒定的書畫作品很多，當時商定，鑒定組采取不爭論原則，將不同意見作為附注標注。謝辰生只負責協(xié)調(diào)工作，啟功沒有參加這次鑒定，參加的5個中，徐邦達、楊仁愷、劉九庵3人同意這個意見。后的鑒定意見為，該畫為元人作品，但非趙孟頫所作。
鑒定組在沈陽工作時，也發(fā)生過較大爭論，尤其是對一些畫的年代分歧很大。
1986年后，徐邦達實際上不參加鑒定了，啟功也經(jīng)常不來，劉九庵和傅熹年不得不負起主要責任來，大量的反對意見都是他們倆簽署的。
傅熹年說，并不是每一位都堅持自己主持收購的書畫為真，徐邦達就很大度，他替故宮收進的字畫，如果鑒定組認為是假的，他也認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