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林林總總列出了11個條件，先拿它們跟吳鎮(zhèn)畫的墨竹做對比，發(fā)現(xiàn)有一幅完全符合這十幾個條件，其他的則一個都不符合。而一幅符合條件的《石竹圖》恰恰是所有藏品中不為人知的，在徐小虎看來，這是因為假作太多，反而讓真跡顯得是“例外”，《石竹圖》就是一幅“被遺忘的真跡”。
次發(fā)現(xiàn)臺北故宮所藏吳鎮(zhèn)之畫有偽的時候，徐小虎驚得發(fā)燒病倒，在家躺了3天。半年后，她才敢再一次去臺北故宮提畫研究。經(jīng)過盤點，她認為臺北故宮收藏的50多幅吳鎮(zhèn)畫作中只有三幅半是真的。
她先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蔣復璁。蔣復璁一聽，說：“有贗品嗎？太好了！那么我們應(yīng)該馬上開始研究，把真?zhèn)螀^(qū)分開！”也正是從這時開始，她建立了自己的鑒定方法，想要重新給古代畫作斷代，把那些真跡選出?來。
可惜好景不長。1983年，蔣復璁退休，新上任的院長聽說故宮有假畫很不高興，在看過《被遺忘的真跡》初稿后，他甚至不讓徐小虎提畫。為了繼續(xù)研究，徐小虎只能請各路同學朋友幫忙找高解析度的電子版藏畫。
在那段時間，徐小虎寫出了《被遺忘的真跡》，并因此獲得了去牛津大學讀博士的機會。談及那段時間的經(jīng)歷，她覺得有點委屈：“院長可能覺得臺北故宮有假畫傷害了他的自尊。似乎（如果有贗品）就是皇帝沒穿衣服。其實，皇帝沒穿就沒穿嘛！”

2018年從日本私人藏家手中動員回來了蘇東坡真跡《枯木怪石圖》和趙孟頫的兩通書札，三件文物共開價1.5億元。傅熹年參與了鑒定，認定其為真品，建議國家收購，但國家文物部門卻表示沒有這么多的經(jīng)費。終，《枯木怪石圖》在佳士得拍賣行以4.1億港元被一位“神秘買家”買走，趙孟頫書札也拍出天價，買家身份同樣沒對外透露。
遇到這些事，傅熹年總是很無奈，他覺得這些東西該公家收藏的。就像他的主業(yè)本來是中國古代建筑史，在一生中卻總是被一次次的運動打斷，后期又被書畫這個業(yè)余愛好“喧賓奪主”。
認識七十年了，他的清華同窗王世仁覺得他始終正派，不管是被打成右派時還是后來當了中國工程院院士，始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。
不過，傅熹年對一些事很不在意，但對另一些事又很在意。如說起梁啟超題贈給赴美留學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宋《營造法式》、梁思成畫的建筑圖手稿清華建筑系都沒有出錢收購，他冷靜的語調(diào)少見地變成了義憤填膺，為恩師梁思成如今所受到的這種“待遇”而憤憤不平。
師姐王其明覺得，傅熹年的“本行”雖是建筑，但對書畫、古籍等精研很深，這有家庭的影響，也與他曾直接受教于“北梁（梁思成）南劉（劉敦楨）”有關(guān)，因此他能成為中國古典文化的通才。

年輕的傅熹年喜歡聽他們高談闊論，大家見他后生可教，有時也特地點撥他一二。張珩告訴他，要想了解中國古書畫，看兩本書就夠了，一本是日本人1937年出的《支那名畫寶鑒》，一本是商務(wù)印書館1936年出的《參加倫敦中國藝術(shù)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》（書畫冊）。張珩要他把厚厚的硬皮精裝書《支那名畫寶鑒》拿來，對照著書一幅畫一幅畫地為他講解，這回說不完下回繼續(xù)，他邊聽邊拿鉛筆在書上做記號。其中就畫一個圈，特別好的畫兩個圈。如宋代崔白的花鳥畫名作《雙喜圖》，旁邊用鉛筆注明“真跡”，還有一個“故”字，意為故宮藏。傅熹年到現(xiàn)在還保留著這兩本書。
傅熹年說，前人看書畫有所謂“望氣派”之說，鑒定書畫的關(guān)鍵在于見識真跡。那時，他得到了一個極其難得的機會。
1952年后，國家收購和個人捐獻的大量書畫古籍都集中到文物局（后來全部交給了故宮書畫館），有時會有領(lǐng)導和來參觀。每逢有這樣的好事，長輩們都不忘叫上他。
“人家當然不能為我開放，但是有領(lǐng)導來的時候，你在旁邊遠遠瞧著點，他看完了你過來探探頭，這還是可以的。”參觀時，還能聆聽到張珩、徐邦達等的現(xiàn)場講解。
就這樣，傅熹年看了大量名畫真跡，《千里江山圖》《清明上河圖》《韓熙載夜宴圖》等如今如雷貫耳的“大IP”，他當時都見過了。

王其明覺得傅熹年很有鉆勁兒。他是紅綠色弱，考清華建筑系前就有意識地做“預習”，畫畫知道自己哪個顏色不準，就注意調(diào)整。她覺得，傅熹年被劃右派受打擊很大，但對他來說也算一個很特殊的成長環(huán)境，還收獲了知心的愛人。他劃右派后，要跟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女友分手，女友卻堅決不改志向，他也毫不動搖，兩個人是等他摘了帽子后才結(jié)婚的。
除了畫圖，傅熹年的文史綜合能力也有了用武之地。在協(xié)助劉敦楨編寫《中國古代建筑史》時，他開始用研究古建筑的手法來考察一些重要古代名畫。

傅熹年還回憶，鑒定組開會時，他和劉久庵常坐在一起，互相交談。每次提出反對意見，總有人會問：你說不是他畫（寫）的，那你說是誰畫（寫）的？可能有感于此，一般鑒定時定其真?zhèn)尉蛪蛄?，但劉久庵還進一步研究偽品，盡可能找出作偽者，如指出多件祝允明書法都是吳應(yīng)卯、文葆光偽作的。劉久庵不但熟悉大名家，還熟悉中小名家，對一些名家的不成功之作，他往往能力排眾議定其為真筆。
巡回鑒定工作于1989年底結(jié)束，共過目全國6萬多件書畫作品。作為鑒定成果，出版了10冊《中國古代書畫目錄》，其中編成24卷彩色《中國古代書畫圖錄》

鑒定工作結(jié)束后，傅熹年偶然翻閱舊筆記，起了對《百尺梧桐軒圖》加以考訂之心。因為這幅繪畫之精雅、題詩諸人的聲名之煊赫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為什么一幅偽作卻會有七位同時代名家為它題跋？
通過研究題詩的內(nèi)容和題詩的時間地點，他判定，畫上的梧桐軒主人應(yīng)是張士誠之弟張士信。當時張士誠以富庶的平江（蘇州）為中心割據(jù)江浙11年之久，在遍布全國的元末起義烽煙中，這里成了一個文學藝術(shù)盛的孤島。傅熹年認為，畫的作者應(yīng)是當時居留在平江的一位名家，其畫風受到趙孟頫的影響。張士誠兵敗身亡后，收藏者不得不裁去原款，偽托趙孟頫所作，實是為了將畫作保存下來而不是為了欺世盜名。因此，此圖雖非出自趙孟頫，也有特殊的歷史和藝術(shù)價值。